第227章 江南逋赋 (第2/4页)

鲜明的对比。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除了重赋以外，朱元璋甚至还专门规定，“苏松江浙官毋得官户部”，即从政治层面上将苏松嘉湖等地官员从政策上改变重赋的出路彻底堵死，可以说当时的江南虽然是财税重地，可实际的政治地位并不高。

    当这种情况长期持续时，自然也酿成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江南地区对大明朝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尤其是江南本土士绅，在面对即将灭亡的大明朝时，没有丝毫的忠诚可言，同时也衍生出了逋赋的问题。

    除此之外，江南的逋赋问题也跟大明朝粮长制度的崩塌有关系，毕竟这种制度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变化，其实施成本已经变得极为高昂，无法长时间维持下去，因此到了仁宣时期，大明朝为了保证税粮可以正常征收，便采取了一套新办法。

    这个新办法即加强官府的直接介入征收力度，也就出现了专门负责基层管粮的官员，比如由通判、县丞专门负责催粮，与督粮道、巡抚共同构成了地方三级税粮征解体系。

    严格来说，这一变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大明中期，像胡概、叶春和周忱等三人就曾经以雷霆手段打击江南豪猾，着着实实将逋赋问题治理了一番，全面整顿了江南的财税问题，实现了从